(2)确保公平交易、生活保护标准、劳动基准等。
这说明，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目标和内容中，民族繁荣与民族自治是紧密联系的。《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阐述了各级人民政府帮助民族自治地方的职责，其内容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帮助条款基本一致，这也印证了政府是帮助职责的主要履行主体。
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权的实质内容，已经写进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且该法设置了上级国家机关的法定职责，因此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权的救济制度的构建符合立法精神，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如何保障个人权利的最大化实现构成了国家制定一切政策的前提和出发点，一切为了人民的权利应当是国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志。[30]习近平主席指出：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目前，可以考虑由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民族委员会，或者国务院、省级政府的民族事务管理部门接受申诉，进行沟通协调。将法人作为人权的主体，是人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各级人民政府或人大在行使职权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给予下级民族自治地方以各种优惠。[28]邓小平也曾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20] 私人利益的融入引发了一系列制度转型，经济事务、法律事务等开始朝向独立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政、治、民三个内部系统的分化，满足了社会复杂性不断提升的需要。接收到民意信号的政与治，再通过各自的法定程序对民意作出反应。[12] 在卢曼看来，政治系统特有的功能是，通过有约束力的决断来解决社会中的开放性问题。（4）政党意志的形成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这两个原则要求：（1）国家机关要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其实就是既保障民主、又保证集中。
[56] 参见上引陈淳文文，第109页以下。[46]（2）立法对权利义务的分配。另一方面，政治民主过程本身包含但不限于代议制民主过程，合宪性审查不仅应对代议制民主（立法决定）加以规范，也应对广义上的政治决定加以规范。立法是民主过程的体现，合宪性审查是对代议制民主的纠正。
前者更注重发掘民意，并以民意为基础，通过特定程序作出政治决定，把握政治方向。[55]这种二元双轨的合宪性审查机制，目的在于突破合宪性审查的政治属性，尝试与司法渠道建立沟通，形成宪法审查机构司法权化的趋势。法院若发现相关立法文件可能涉及违宪，可以立即暂停案件审查，并将案件提交至最高行政法院和最高法院进行筛查，以便决定是否向宪法委员会呈交违宪审查的提请。[8]从其语词结构、制度源起以及设立目的看，民主集中制想要实现的，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9]民主集中制有其自身相对固定的内涵。
[5]这些研究，无疑为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有益的智识贡献。[21] 邓小平曾指出，过去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并且，从逻辑上来说，也只有在这个阶段进行审查，才有可能避免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表决通过某部法律，马上又要启动对该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这一矛盾现象的出现。[10]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载前引[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383页。
[50] 关于适当性审查能否被纳入合宪性审查，王锴认为二者应有区别，同时又认为适当性审查中的比例审查已被吸收到合宪性审查中。[23]在此背景下，政、治、民的关系在分立的基础上，又呈现新的态势。因而，从宪法第57条关于全国人大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的规定出发，不难推断出，无论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立法，都应受到衍生自最高国家权力的合宪性审查权的监督。在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中，尽管政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属于政党内部民主过程，相关程序大多是非制度化的，但有必要通过确认和保障基本权利，使来自最广泛群众的多元价值表达能以公开方式呈现，并获得政党的倾听。[25] 宪法变迁可区分为政治系统的宪法变迁与法律系统的宪法变迁，在文本未变化而政治状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称之为通过政治事实的宪法变迁。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国家机关要发展出专业化的科层体制。
[31] 参见张翔：《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原则——以德国法为中心》，《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3期，第143页以下。对法律草案的审查属于事前审查。
在法国和德国，对于法律的事前审查主要发生在国会通过法律之后、法律生效之前这一阶段。这三者的内在关系，构成了政治系统的内部组织制约，一方面可以通过组织约束防止政治系统的内在扩张，将政治系统限定在特定的政治事务领域，另一方面又能使政治系统及时回应社会日益涌现的各种新问题，并在特定的政治前提下，作出有约束力的决断。
并且，备案机制难以通过公开透明的说理方式运行，只能在内部政治过程中解决，因此乔晓阳曾将备案审查形象地比作鸭子凫水。钱坤、张翔：《从议行合一到合理分工：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历史解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25页以下。
改革开放进入到新时代，社会领域进一步分化，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法律合宪性审查的讨论，可从对法律草案的审查和对已通过的法律的审查两方面进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则因宪法规定太过笼统，很难通过宪法审查的方式加以明确。第99条确立的被动审查机制虽然明显包含了违宪情形，却未将法律违宪的情形纳入其中。
参见前引[2]，王锴文，第5页以下。[47] 最后，由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合宪性审查权，同样会对从属于行—政维度中的权限争议，即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19] 参见前引[18]，周雪光文，第105页以下。[38]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过程所作的政治决定，需要经过法定程序转换为国家意志，即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以此实现党政之间的联系。
[35] 参见王旭：《国家监察机构设置的宪法学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38页。首先，合宪性审查可以将通过政治民主过程作出的政治决定，通过合宪性确认的方式转换为法律决定，将政治意志贯彻到法律体系当中，从而服务于人民民主。
在法院需要处理的案件中，有许多个案直接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说传统上权力分立的主要目的在于制约权力和保障自由，[31]今天的国家权力配置则需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社会由此衍生出新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需求和社会保障需求日益增多，需要增加公共管理机构与之配套，在不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的基础上确保公共服务的高效供给。相应地，经济系统和法律系统等社会子系统，都获得了独立于政治系统的特殊性，并根据自身的特性、逻辑和符码各自展开。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必要针对这两种制度安排作出更为细致的规定，即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相应工作的基础上，对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的事项进行适度区分。[53] 立法法第99条第3款规定，相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
二是国家的基础权力严重滞后，致使国家无法通过制度化、常规化和专业化途径实现社会改造目标。其一，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具有连接党的领导和国家权力的桥梁作用，使党的意志转换为国家意志，并对由它产生的国家机构进行监督。
[38]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以下。如果将适当性审查解释为合宪性审查，则意味着合宪性审查未能跳出立法法所规定的立法审查的窠臼，难以解决立法法在合宪性审查机制方面存在的固有问题，例如无法对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律进行审查。